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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是一篇兼具史料价值与理论深度的学术文章，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系统性、实证性与启发性三个层面，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具体评价如下：
文章以 “发展历史 — 标志特征 — 形成原因” 为脉络，层层递进展开分析：
第一部分按 “基础原材料工业 — 机械机器工业 — 汽车工业 — 半导体工业” 的顺序，清晰呈现了日本工业从战后恢复到逐步领先世界的过程，时间线明确，产业分类细致；
第二部分通过与英、美、德等 “世界工厂” 的对比，提炼出日本以 “汽车、电气机器、机械、半导体” 为核心的时代特征，突出了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逻辑；
第三部分从产业政策、贸易战略、技术革新等 7 个维度剖析原因，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如 “技术革新” 与 “设备投资” 联动、“贸易立国” 与 “资源利用” 互补），形成了完整的解释框架。
如钢铁工业 1950 年 484 万吨到 1973 年 1.19 亿吨的增长，汽车工业 1955 年 6.9 万台到 1990 年 1349 万台的跨越，半导体芯片 1988 年 1M 型号占世界 90% 的垄断地位等，直观展现了日本工业的扩张速度与全球影响力；
数据来源包括日本通商产业省白皮书、统计年鉴、学术著作等，权威性强，为 “日本变成全球工厂” 的结论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
文章打破了 “日本工业化是出口导向战略成功” 的传统认知，提出 “进口替代战略是核心动力” 的观点，认为日本通过优先保障重化学工业的资源与技术进口、限制外来竞争，实现了从 “补短板” 到 “造优势” 的突破，这一视角为理解后发国家工业化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时，对 “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平衡”“大批量生产与专业化分工结合” 等经验的提炼，也为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产业组织模式提供了参考。
文章主要聚焦日本成为 “世界工厂” 的成功经验，但对其后续面临的问题（如 1980 年代后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升值压力、产业外迁隐患等）仅一笔带过，未深入分析 “世界工厂” 模式的可持续性与潜在风险，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论述的完整性。
文中将日本工业化归为 “进口替代战略”，与通常理解的 “出口导向” 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作者通过 “外汇集中支持重化工业”“限制进口保护本土产业” 等细节进行了自洽解释，但未与国际学界对 “进口替代” 的经典定义（如针对消费品替代进口）做明确区分，可能给读者带来认知混淆。
整体而言，这篇文章是研究日本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文献。其对日本工业发展阶段的精细划分、关键产业数据的系统整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基础；对产业政策、技术革新、生产模式等经验的提炼，不仅揭示了日本成为 “世界工厂” 的内在逻辑，也为理解后发国家产业升级、国际竞争力培育提供了有益借鉴。
若能补充对 “世界工厂” 模式后续挑战的分析，其论证将更全面，但这不影响其作为一篇结构严谨、论证扎实的学术文章的核心价值。
在《论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中，日本的产业政策被视为推动其成为 “世界工厂” 的核心因素之一，其作用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产业政策以 “产业体系现代化” 为核心目标，在不同阶段针对性地推动产业升级：
赶超阶段：在产业弱小时期，以赶超欧美为目标，重点扶持重化学工业（如钢铁、石油化学工业、汽车等），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向这些领域集中，加速其从恢复到领先的进程。
成熟阶段：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后，转向以未来发展为导向，例如 1970 年代提出向 “知识集约型产业” 转型，推动电子计算机、高精度加工组装等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奠定基础。
这种目标导向的政策，既确保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连续性，又能根据时代需求及时作出调整方向，使日本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关键领域逐步实现对欧美的超越。
决策机制：通过 “产官学结合” 的自下而上模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确保政策符合产业实际需求。
实施方式：政府仅通过 “产业体系设想” 提出目标，辅以政策优惠（如税收、金融支持），具体实施由企业自主推进，既尊重市场规律，又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
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完全自由市场的无序性，又防止了政府过度干预对企业活力的压制，使产业政策能够高效落地。
通过补助金、特别折旧（如允许重化学工业设备加速折旧以减轻税负）、减免进口税等措施，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投资。例如，经济高速增长期，对重化学工业的合理化经营提供税收优惠，推动其快速扩张。
利用政策金融机构（如日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重点支持大型设备投资和出口贸易，造船、汽车等产业因此获得充足资金保障。
1960 年代前实施进口限制政策，保护弱小产业（如汽车工业）免受国际竞争冲击。例如，通过限制外国汽车进口，为丰田、日产等企业争取了技术积累和规模扩张的时间，使其后来具备与欧美车企抗衡的能力。
政策目标（如节能、公害防治）带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升级。例如，石油危机后，政策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使日本工业在能源效率上领先世界。
对衰退产业提供转产支持，帮助其淘汰过剩产能、转向高的附加价值领域，避免资源浪费。
日本的产业政策通过明确目标、平衡市场与政府关系、运用多元工具，为重点产业（如重化学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从培育到壮大的全周期支持，既加速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又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是日本在 1980 年代成为 “世界工厂” 的关键推动力。
结合《论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中对日本产业政策的阐述，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日本产业政策以 “产业体系现代化” 为核心目标，在不同阶段聚焦关键领域（如战后重化学工业、1970 年代后知识集约型产业），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集中。这对中国的启示在于：
需立足制造业发展阶段，明确阶段性目标（如从 “规模扩张” 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聚焦芯片、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通过顶层设计（如产业规划、发展指南）引导资源向核心产业倾斜，避免分散化发展。
结合时代需求动态调整方向，例如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可强化对工业软件、AI与制造业融合等领域的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特点是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尊重企业独立性”，政府通过 “产官学结合” 的自下而上决策方式制定政策，仅提供目标引导和政策优惠，具体实施由企业自主推进。这启示中国：
减少行政直接干预，避免 “政府主导代替市场选择”，更多通过市场化工具（如税收优惠、融资支持）带领企业行为，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体。
构建 “政府 - 企业 - 科研机构” 协同机制，通过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技术共享与成果转化，例如借鉴日本 “产官学结合” 模式，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制造企业联合攻关核心技术。
日本通过补助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进口保护等多元工具，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周期支持，这对中国的启示在于：
资金与税收支持：对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研发给予针对性优惠（如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重点支持高端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的大型项目。
阶段性保护与开放结合：对尚处培育期的关键产业（如高端芯片、精密仪器），可适度实施进口限制或技术壁垒，为本土企业争取技术积累时间；待产业具备竞争力后，通过开放竞争倒逼其提升国际竞争力（如日本 1960 年代后推行贸易自由化，推动企业适应国际竞争）。
引导技术革新：借鉴日本 “引进 - 消化 - 吸收 - 再创新” 路径，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政策上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日本在石油危机后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向节能、知识密集型转型，避免了资源依赖型发展的困境。这启示中国：
针对传统制造业（如钢铁、化工），通过政策支持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绿色改造（如节能研发技术、循环经济模式），避免陷入 “路径依赖”。
对衰退产业提供转产支持，帮企业向高的附加价值领域转型（如传统机械企业转向智能制造装备生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逻辑是 “目标明确、市场主导、政策协同、动态调整”，这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多元的支持工具和协同的创新机制，推动制造业从 “规模优势” 向 “质量优势”“技术优势” 转型，最终实现产业链的高端化与自主可控。
结合《论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中对日本产业政策的阐述，中国可从以下维度借鉴其经验，且所有内容均基于文件提及的日本实践展开：
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是 “以产业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在不同阶段聚焦特定支柱产业：战后初期至 60 年代重点扶持钢铁、石油化学工业等基础原材料工业，70-80 年代转向汽车、电气机器、半导体等加工组装型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资源集中实现 “重点突破”。
中国借鉴：需立足制造业发展阶段，明确阶段性目标 —— 当前可聚焦芯片、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工业软件等 “卡脖子” 领域，通过产业规划、专项政策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这些领域集中，避免分散化投入；同时参照日本从 “重化工” 到 “知识集约型” 的转型逻辑，推动产业从 “规模扩张” 向 “高端化、智能化” 升级。
日本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是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尊重企业独立性”：政府仅通过 “产业体系设想” 提出目标，辅以政策优惠（如税收、金融支持），具体实施由企业自主推进，且通过 “产官学结合” 的自下而上决策方式确保政策贴合产业实际。
中国借鉴：应减少行政直接干预，避免 “政府替代市场选择”。可通过以下方式优化：
政策制定中吸纳企业、科研机构意见（如建立行业协会参与机制），确保政策符合产业真实需求；
以市场化工具（如研发补贴、设备加速折旧、政策性金融贷款）替代行政指令，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生产决策的主体；
强化 “产学研协同”，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制造企业联合攻关核心技术，类似日本 “产官学结合” 的技术转化模式。
日本产业政策通过补助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进口限制等工具的协同，为产业提供全周期支持：如对汽车工业，既通过进口限制保护幼稚期发展，又以设备特别折旧、开发银行贷款支持其扩大投资；对造船工业，通过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支持其开拓国际市场。
对幼稚期关键产业（如高端芯片），可适度实施进口限制、技术壁垒，为本土企业争取技术积累时间（参考日本 60 年代前对汽车工业的保护）；
对成长期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通过税收优惠（如购车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性金融（如低息贷款支持充电桩建设）推动规模化；
对成熟期产业（如家电、高铁），通过出口信贷、海外市场服务平台支持其开拓国际市场，类似日本 “贸易立国” 中政策金融对出口的支撑。
日本产业政策与 “贸易立国” 战略深度结合：通过进口原材料保障重化学工业生产，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消化产能、赚取外汇，再用外汇进口技术设备提升产业水平，形成 “进口 - 生产 - 出口 - 再升级” 的闭环。
保障关键资源进口（如铁矿石、能源），通过长期协议、海外投资等方式稳定供应链，类似日本对铁矿石、石油的进口保障；
鼓励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出口（如高端机械、电子设备），通过出口退税、国际认证支持等政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以出口收益反哺国内技术研发；
对资源消耗型产业（如传统钢铁），通过政策引导其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转向高端材料生产，类似日本 80 年代减少重化工产品出口、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调整。
日本产业政策始终以技术进步为核心：通过支持技术引进（1950-1971 年引进 1.5 万件技术）、消化吸收（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长期居发达国家前列）、设备快速更新（重化学工业设备更新周期 6-7 年，远短于欧美），推动产业技术迭代。
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加大 “消化吸收再创新” 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对引进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参考日本对钢铁、半导体技术的吸收）；
支持企业设备更新与智能化改造，通过税收优惠（如智能设备加速折旧）、补贴（如工业机器人购置补贴）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提高研发投入占比，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向日本 1990 年制造业 3.52% 的水平看齐，强化自主技术储备。
日本产业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 “动态适应性”：石油危机后，从依赖能源的重化工转向节能、知识密集型产业；贸易摩擦加剧后，减少资源消耗型产品出口，转向高的附加价值产品。
对传统高耗能产业（如化工、冶金），通过政策引导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参考日本对公害防治、节能省能的政策支持）；
针对国际环境变化（如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及时作出调整产业方向，例如加大对绿色能源、低碳技术的支持，避免对单一能源或市场的依赖；
对衰退产业（如部分传统轻工业），提供转产支持（如技能培训、转产补贴），帮助其向高端制造或服务业转型。
综上，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逻辑是 “目标聚焦、市场主导、工具协同、动态适配”，中国可结合自己制造业规模优势与转型需求，吸收其 “集中力量突破关键领域、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强化技术与贸易联动” 的经验，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该文系统地梳理了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历史，从基础原材料工业（如钢铁、化学工业）到机械、汽车、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覆盖了多个关键领域。文章结构层次分明，分为“发展历史”、“标志”、“原因”三大部分，逻辑严谨，便于读者理解日本工业化的全貌。
作者引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如钢铁产量、汽车出口量、半导体市场占有率等）和对比分析（如日美欧的技术水平比较），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例如，通过表格展示日本在钢铁工业设施和技术上的领头羊，以及半导体芯片生产的全球占比变化，直观地体现了日本的产业优势。
作者指出日本成功并非单纯依赖“出口导向”，而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动态优势，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认知，体现了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此外，文中提到日本在技术领域从追赶者变为领导者（如半导体技术超越美国），突出了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积累。
文章发表于2004年，未能涉及2000年后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如产业空心化、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停滞等）。若能补充对“失去的二十年”的反思，或对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分析会更全面。此外，部分数据略显陈旧，需结合近年发展重新审视。
作为一篇研究日本工业化的经典文献，该文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分析框架。其核心观点（如技术革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产业升级战略有借鉴作用。
本文是一篇深度与广度兼备的学术论文，数据扎实、分析透彻，成功揭示了日本“世界工厂”崛起的核心逻辑。若能补充对后续经济困境的探讨，将更具时代性。总体而言，它对理解工业化路径和产业政策设计具备极其重大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上世纪50-60年代，重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初步奠定了日本世界工厂的基础。1980年代中期前后，以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等加工组装型工业与半导体工业的高度发达为标志，日本继英国、美国和德国之后，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日本世界工厂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贸易立国战略、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大批量生产与专业化分工、充分的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战争破坏，日本工业受到了很大打击，直到1955年才全面恢复和超过了战前1934-1936年的水平。其后，在纺织工业率先恢复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经过50-60年代的高速经济稳步的增长和70-80年代的中速经济稳步的增长，以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为代表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以造船工业、机械工业、电气机器工业和汽车工业等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型工业，以半导体工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工业，也先后发达起来了。
1950年，日本钢铁生产为484万吨，只相当于美国的5.5%和英国的29.2%。1970年钢产量达9 332万吨，1973年又突破了1亿吨，达11 932万吨，仅次于美国和原苏联，成了世界第三钢铁工业大国。1974年以后，因国内需求和出口增长的停滞，钢铁生产虽长期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1980和1990年分别为11 140万吨和11 034万吨，但都超过了美国而仅次于原苏联，分别占世界的15.9%和14.3%。
战后初期，日本化学工业主要是以化肥和油脂、肥皂的生产为主，1955年分别占化学工业生产总额的38.9%和17.6%，合计占56.5%。1960年代以后，石油化学工业和医药工业开始飞跃，快速地发展成了化学工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1970、1980和1990年，在化学工业生产总额中，石油化学工业分别占25.0%、42.2%和36.4%，医药工业分别占23.7%、17.7%和18.5%；二者合计分别占48.7%、59.9%和54.9%。由于石油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日本塑料、乙烯、合成橡胶等主要化工产品产量都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规模。1990年，塑料、乙烯和合成橡胶产量分别为1 263万吨、581万吨和143万吨，分别占世界的12.8%、12.3%和14.5%。
1955年，日本造船总吨位为25万吨，只相当于英国的1/4，列世界第5位。然而，仅仅过了5年，1960年就迅速增加到173万吨，超过了英国的133万吨，跃居到了世界第一位。从此，日本就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造船国，1975年造船总吨位高达1 799万吨，占世界的50.1%。198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造船工业崛起，日本造船工业慢慢的出现了衰退的局面。尽管如此，日本仍从始至终保持造船王国的宝座，1990年造船总吨位为663万吨，仍占世界的41.7%。
1955年，日本机械工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通用产业机械和纺织机械，分别占生产额的20.4%和15.2%。1960年代以后，通用产业机械的生产比重逐步的提升，而纺织机械的生产比重则迅速下降了。1975年，前者生产比重提高到了29.4%，而后者则下降到了3.4%。1980年代以后，主要生产部门依次为通用产业机械、特殊产业机械、办公机械和机床，其生产规模在1980年代末已跃居为世界第一。1990年，车床、钻床、康拜因和采掘机的生产量各为32 659台、40 171台、
68 993台和147 370台，分别占世界的35.9%、39.7%、31.4%和65.7%。在特殊产业机械中，作为机电一体化的产业用机器人，日本在世界上更是占绝对垄断的地位。1985和1990年，日本生产使用的机器人各为93 000台和274 210台，分别占世界的53.4%和59.7%。
战后初期，电气机器工业的主要部门是产业用电气机器、电信设备、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1955年，其生产额分别占38.5%、23.2%、10.8%和8.4%。1955-1970年，生产额增长最快的是电子设备，增加了45.9倍；其次是电信设备41.1倍，家用电器32.1倍，产业用电气机器16.5倍。其中，除产业用电气机器外，都大大超过了电气机械工业生产总额增加的28.4倍。结果，到1970年，电信设备就成了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其生产比重提高到了33.4%；其次是产业用电气机器22.9%，电子设备17.3%，家用电器9.5%。197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电气机器工业基本的产品的产量和生产额大都跻身于世界前列，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规模；其中，家用电器中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都跃居世界第一。例如，彩色电视机产量1980年为1 521万台，占世界的21.1%；洗衣机和电冰箱产量也都占世界的15%以上。1980年代中期前后，照相机和电话机产量也跃居到了世界第一位。1990年，照相机和电线%。
1955年，日本汽车产量为6.9万台，与美国的920万辆相比还不及其一个零头，与西欧各国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1970年，汽车产量迅速增加为529万辆，比1955年增加了75倍以上，大大超过了西欧各国。1980年，汽车生产量又增加到1 104万台，不仅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世界第一位，而且还超过了西德、法国和英国合计的生产量。1990年，汽车生产量又达到了创纪录的1 349万台，占世界的28.6%，为美国的1.38倍和德、法、英三国合计的1.31倍。
1950年代，日本半导体工业生产规模虽然很小，但发展却非常迅速。1960-1970年，半导体元器件生产额增加6.6倍，大大超过了制造业增长的3.1倍。1970年代，半导体元器件的生产额虽然增加缓慢，但1980年代又出现了快速地发展的局面，1990年生产额约相当于1970年的4倍。和半导体元器件相比，集成电路生产虽然起步较晚，1970年才开始列入正式统计，但其发展却更为迅速，1980年生产额相当于1970年的10.7倍，1990年又相当于1980年的5.1倍。这样，日本就成了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如果说19世纪英国世界工厂是以蒸汽机制造业、煤炭工业、造船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达为标志，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变成全球工厂是以是以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达为标志，那么20世纪80年代日本世界工厂，则是以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与半导体工业的发达为标志。换言之，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世界工厂，都是以代表当时工业精华和发展趋势的支柱工业和新技术产业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亦即一个国家只有以所处历史时代的支柱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不仅在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方面居于世界领头羊，而且还拥有最先进的产业技术，领导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潮流，才能真正变成全球工厂。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和机械工业是现代工业的精华，也是传统工业中的支柱工业；而半导体工业作为1980年代的尖端工业，则是从传统工业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现代信息产业的先驱和基础。经过高速经济稳步的增长，日本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虽然在1970年代初就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但其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特别是半导体工业领先世界的地位，乃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才全面确立起来的。因此，日本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乃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其主要标志是：
世界工厂不仅要大量生产本国需要的工业产品，而且还必须大量地供应国际市场，亦即为世界生产工业产品。关于日本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垄断世界的地位，在第一部分关于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再看一下日本主要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1990年，日本工业制品出口额为2 666亿美元，占世界的11.2%；其中，机械、机器出口额为2 151亿美元，占世界的17.7%，是世界最大的机械、机器出口国。在机械、机器出口中，电气机器、电子通信设施等出口额为625亿美元，汽车出口额为510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22.4%和16.0%。
在机械、机器的出口中，汽车出口最具代表性。1955年，日本汽车出口为0.1万台，只占生产量的1.4%。1970年出口迅速增加到109万台，占生产量的20.6%，超过了英国的86万台和美国的38万台。1980年出口量进一步增加到597万台，占生产量的54.1%，相当于德国（298万台）、法国（171万台）、美国（81万台）和英国（48万台）合计出口量的598万台。经过80年代激烈的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1990年出口量仍高达583万台，占生产量的43.2%，相当于德国（277万台）、法国（210万台）、英国（90万台）和美国（82万台）合计出口量的88.5%。
日本重化学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了很大破坏，残存生产设备在战败后又有相当一部分被拆除充当了对东南亚各国的战争赔偿。因此，重化学工业占制造业生产的比重迅速下降，1950年为43.4%，低于了轻工业的56.6%。经济快速地增长时期，重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其生产比重1960年已高达56.4%，超过了轻工业的43.6%，1970年又高达62.3%，超过了美国的58.6%（1967年），英国的57.3%（1968年），西德的56.5%（1970年）和法国的53.6%（1965年）。1980和1990年，重化学工业生产比重又分别达到64.4%和66.6%，继续保持了发达国家的顶配水平。在重化学工业中，加工组装型工业的比重由1955年的14.7%，提高到了1990年的42.1%；其中，电气机器工业、运输机器工业（主要是汽车）和机械工业分别由3.7%、5.5%和4.7%，提高到了16.9%、14.5%和10.3%。相比之下，同期纺织工业的比重由16.2%下降到了2.5%，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分别由9.6%和12.9%，下降到了5.6%和9.7%。
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纺织品一直是最主要的大宗出口商品，1955年占出口总额的37.3%，1960年仍占30.1%。当时，机械、机器出口不仅比重很小，1955年只占13.4%，而且其中缝纫机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1960年代以后，纺织品占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而机械、机器占出口的比重则迅速提高了。1965年，机械、机器的比重为35.2%，超过了纺织品的18.7%。其后，机械、机器的比重一直是迅速提高的趋势，1975和1990年分别提高到了53.8%和74.9%。另外，钢铁占出口的比重在1965和1975年也分别达到了15.3%和18.2%，1985年虽下降到了7.8%，但仍明显高于纺织品的3.6%。在机械、机器中，电气机器和一般机械的出口比重1965年分别为9.2%和7.4%，1990年分别提高为26.5%和22.8%；汽车占出口的比重1960年为只1.9%，1980和1985年分别提高为17.9%和19.6%，1990年仍为17.8%，一直是70年代以来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在经济快速地增长时期，日本就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迅速缩小了与欧美各国在传统工业技术方面的差距。以钢铁工业为例，根据表1的统计，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在大型高炉、氧气顶吹转炉和连续铸钢机的设备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已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7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日本不仅在改造传统工业技术方面全面赶上或超过了美国，而且在高新技术的某些领域，也取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据日本通产省1989年《产业白皮书》的统计，在当时已经商业化的40种高新技术产品中，日本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已有36种。根据美国政府1989年初的估计，在26种半导体芯片的生产技术中，美国已有14种落后于日本了。以此为基础，日本就垄断了世界半导体市场。以代表半导体尖端技术的芯片为例（参见表2），1978和1982年，在4K、16K芯片的生产量中，美国分别占世界的87%和61%，曾占绝对垄断地位。而1984年以后，日本芯片的生产技术不仅迅速提高，而且还席卷了国际市场。1988年，在1M芯片的生产量中，日本已占据了世界市场的90%，而美国只占5%。1990年，日本又大批量生产4M芯片，16M芯片也开始了试生产。当时，日本已掌握了1000M芯片的生产技术，这种尖端的高新技术不要说西欧没有掌握，就连美国也是望尘莫及。随着日本半导体技术的提高，美国支配世界的军事霸权也不得不依赖日本的制造业技术了。例如，美军在海湾战争期间所使用的一些激光制导武器中，就约有80%的零部件是日本的高新技术产品。为此，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在1991年2月3日援引一位军事工业专家的话说：“假如没有日本的微型电子科技类产品，美国就不可能进行这场高新技术战争”。
由于在制造业技术方面的非常大的优势，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以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与半导体工业为代表，日本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所向披靡了。就汽车而言，由于大批量生产再加上质量、性能特别是省能方面的优势，丰田、日产等知名品牌的汽车从1970年代就开始席卷美欧市场，即使1985年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也未能阻止其旺盛的出口势头。日本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而且在日本失去了宝贵10年的1990年代，也依然是威风不减当年。2001年日元贬值时，美国汽车工业也照样是面临日本进口车的压力而不能自拔。正是因为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与半导体工业所向披靡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就一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和经常收支黑字大国、资本输出大国、海外债权大国和外汇存底大国。以此为背景，在冷战格局结束以后，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了日本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最危险的经济敌国。
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一大批企业就脱颖而出，进入了国际有名的公司和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行列。1971年，在世界10大半导体企业中，NEC、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电机分别列第6、7、9位。1989年，在世界10大半导体企业中就有6家是日本企业，其中NEC、东芝电气和日立制作所连袂三甲，富士通、三菱电机和松下电器分列第5、7、9位。另外，新日铁1970年代就在世界钢铁工业独占鳌头，丰田和日产多年来也稳居世界十大汽车企业之列，其中丰田仅次于通用和福特，是世界第三大汽车厂商。
从1947年实施倾斜生产方式起，日本政府就开始通过产业政策，积极促进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日本产业政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产业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二是以发挥市场和企业两方面的作用为宗旨。所谓以产业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就是在日本产业高质量发展尚处于弱小或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时，以赶超欧美为目标；在日本产业发达进入成熟阶段后，又以未来的发展为目标。这样，日本政府就一直实施了积极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调整政策。所谓以发挥市场和企业两方面的作用为宗旨，就是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又尊重企业独立性、充分的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为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产官学相结合的途径，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只限于以产业体系设想等形式提出大致的目标，并辅之以有关方面的政策优惠措施，具体实施则完全由民间自主行动，政府干预被控制在很小限度。
为保护和扶持特定产业，日本政府一般采取提供补助金、允许特别折旧或把各种储备金列为亏损以减轻税负等方式，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投资。例如，在经济快速地发展时期，为满足重化学工业扩大设备投资需要，支持和鼓励重化学工业经营合理化，日本政府就实施了企业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和减免设备进口税的政策措施。在经济快速地增长带来公害问题以后，日本政府又对重化学工业防止公害、节能省能的投资实施了设备特别折旧措施。在补助金方面，从战后初期到1970年代主要是面向煤矿和其他关转并停企业，而1980年代以后则不断转向了新产品、新技术探讨研究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
为满足重化学工业设备投资的资金需求，对需要政策支援的企业和产业，日本政府或通过最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或利用政府掌管的公共资金和政策金融机构，提供了长期贷款。从战后初期实施倾斜生产方式起，这种政策金融就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了。实施政策金融的政府金融机构有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其中，日本进出口银行主要是为企业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日本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企业大型设备投资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设备投资和流动资金方面的支持。上述政府金融机构虽然并不是专门为重化学工业服务的，但由于重化学工业在出口贸易和设备投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从政策金融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例如，为支持造船工业发展，1956年日本进出口银行80%的出口信贷都用于了支持船舶出口，其后一直到1966年，支持船舶出口的出口信贷都超过了50%以上。
1960年代以前，为保护重化学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一直实施了限制有关产品进口的政策措施。以汽车工业为例，1960年代以前，日本不仅在生产规模方面远不能与美国比，而且在汽车的质量、性能和技术水平等方面，更与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根据比较优势的理论，日本国内一些人并未对汽车工业发展抱多大的希望，有人甚至反对发展汽车工业，认为“造车不如买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限制进口的政策保护的方法，日本十分弱小的汽车工业就难免被美国强大的汽车工业所冲垮。
产业政策虽然对企业没有约束力，但政府所提出的政策目标和远景设想，却在很大程度上诱导了企业的发展趋势。例如，1970年代初，日本政府在产业体系调整方面，就提出了向知识集约型产业体系转变的政策目标。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又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第一，重点振兴电子计算机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精度加工组装型产业，使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新的主导作用；第二，对因石油危机而陷入困境或衰退的企业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帮助其报废过剩的机械设备，使其尽快改善经营结构顺利转产；第三，对与产业体系紧密关联的贸易结构，一方面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允许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处于劣势地位的产品进口。上述政策目标及时提出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目标，不仅诱导了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并且还有力促进了企业节省资源、节省能源的投资。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发展长期来一直受到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制约。另外，战后初期还面临外汇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日本采取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其基本内容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和石油、煤炭等，发展加工生产；在加工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以赚取外汇；外汇收入增加以后，除扩大进口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和能源外，还要进口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技术，以提高加工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在加工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升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在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贸易立国虽然不是正式的战略决策，但它却在实际上成了日本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其重要标志，就是日本政府以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为中心，积极推行了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1980年代以后，在重化学工业高度发达、国际竞争力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日本政府虽又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技术立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却并没放弃贸易立国战略，而只是改变了贸易立国的方式。即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减少资源能源多消耗型的重化工产品出口，增加资源能源节约型的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使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源、能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但随着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却成了世界上资源和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之一。以铁矿石为例，1958年进口量只为759万吨，1972和1980年迅速增加到了11 152万吨和13 372万吨，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石油也一样，1979年进口量高达28 120万吨，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正是由于贸易立国和积极扩大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日本才实现了资源和能源进口的迅速扩大，保证了重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的需要。
战后初期，面临原燃料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的需要，外汇曾处于非常紧张的局面。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一旦景气过热，就会出现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压力，这在当时被称之为“国际收支天花板”。为此，日本政府通过外汇管制和外汇集中的政策，把有限的外汇集中地供给了重化学工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其进口原燃料和引进技术设备的需求。
19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市场饱和，以小汽车和家用电器为首，大多数重化学工业产品都出现了生产过剩局面。因此，如何扩大市场，一直是制约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的条件。正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不断地开辟和扩大了国际市场，重化学工业才得以保持了继续的发展。
国际竞争力是重化学工业长期发展的主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日本政府在1960年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后，国际竞争力就更重要了。为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日本企业在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经营合理化战略，千方百计地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成本。由此可见，贸易自由化既给重化学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有力促进了重化学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阻碍重化学工业发展，并且还有力促进了重化学工业发展。
因为日本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对外贸易在促进重化学工业发展和带动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过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发展的策略，但在总结日本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时，就有许多人把日本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归结为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际上，日本重化学工业快速地发展乃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
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进口替代战略和经济赶超战略，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日本作为世界上少数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其经济在本质上也具有与美国和中国一样的大国经济特点，即可以以现代工业的支柱工业为中心，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大国赶超目标与小国赶超目标的重要差别，就是大国要变成全球经济强国，而小国则要变成全球经济富国。由于经济强国和经济富国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同，因此，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日本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特征就一直是进口替代而不是出口导向。
战后初期，纺织工业作为出口创汇的主力，赚得了相当数量的外汇，其本身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但是，由于日本政府严厉的外汇管制和外汇集中政策，有限的外汇被优先用于了重化学工业所需原材料、石油和技术设备的进口。由此，重化学工业虽然快速地发展起来了，但纺织工业却迅速衰落了。在这一过程中，纺织工业起到了为重化工业“作嫁衣裳”的作用。在战后工业化特别是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日本企业，在战略上都不是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而是强调动态的比较优势；在实际行动中也不是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为主，而是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主。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才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终于以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与半导体工业为中心，迅速赶超欧美，成了世界工业强国和世界工厂。可以想见，如果日本当初按比较优势的原则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那么，最先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工业越发达，日本与欧美各国的差距就会越大。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日本世界工厂快速地发展的根本性原因。战后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地增长时期，重化学工业的技术进步可说是日新月异、非常显著的。以钢铁工业为例，1957年，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比例只为0.4%，1960年提高到11.9%以后，1967年又提高到了67.2%，大大超过了美国的32.0%、西德的30.8%和英国的20.5%。由此，转炉生产1吨钢所需要的时间，1962年缩短为1.90小时，1967年又缩短到了1.17小时，大大低于电炉炼钢的4.90小时、平炉炼钢的3.99小时和高炉炼钢的2.20小时。
日本重化学工业能够迅速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与其发挥后发国优势，从欧美各国引进大量的先进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1950-1971年，日本共从国外引进技术15 163件，其中1950年为27件，1960年为588件，1970年为1 768件，呈迅速增加的趋势。1970年代以后，日本仍继续大量地引进技术，1980和1990年引进技术各为2 076件和3 211件。由于大量引进技术，日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就买了时间、速度和效益，既节省了技术探讨研究、技术开发的成本，又少走了弯路。日本不仅重视技术引进，还更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自己独特的新技术、新产品。长期以来，无论是从事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开发人数的比例，还是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日本都处于发达国家中的顶配水平。1990年，日本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96%，高于美国的2.63%和德国的2.72%。企业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比重1984年为1.99%，1990为2.78%，其中，制造业企业分别为2.34%和3.52%，也是发达国家中的顶配水平。从科技投入总额方面看，日本虽然低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科技投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在产业应用技术探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一。
以迅速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为基础，日本重化学工业的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非常迅速。1950-1973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增加56倍，大大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上涨的速度。在设备投资中，重化学工业的增长尤为迅速。1956-1968年，制造业设备投资增加4.0倍，其中钢铁工业为7.2倍，汽车工业为22.7倍。从设备投资占GNP的比重看，1965-1969年日本为1/3，西德为1/4，美国和英国都不足1/5，日本的比重是最高的。由于设备投资迅速增加，日本设备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60年，重化学工业设备更新的速度一般为6-7年，而欧美各国则大都超过了10年或15年以上。1955年，制造业使用时间超过6年以上的陈旧设备占43%，而1964年则下到了27%。
在现代工业中，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是大批量生产方式，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专业化分工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日本在引进美国大批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既充分的发挥了其在应用技术方面的优势，又充分的利用了日本式经营的特点和长处，以此来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以汽车工业为例，丰田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大批量生产方式。这种大批量生产方式利用传送带和包括机器人在内的各种专用设备，从零部件总成到汽车组装，都实现了流水线的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真正使丰田生产方式扬名天下的，是准确及时生产方式，即“看板方式”。所谓准确及时生产方式，就是在流水线组装生产中，只在需要的时候准确供给所需要的零部件，其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零部件库存，通过“零库存”来提高效率和减少相关成本。大批量生产方式和看板方式不仅在加工组装型工业中广为普及，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也通过高炉和反应装置的大型化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从而，既扩大了生产规模，又保证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成本，使日本重化学工业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
确保大批量生产方式成功的基础，是发达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日本，这种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是通过企业系列关系和承包生产而实现的。加工组装型工业所生产的机械、机器，大到轮船、汽车，小到电视机、电冰箱乃至携带电话，都需要成千上万种零部件。如果所有零部件都由大企业自己生产，则不仅需要庞大的投资，而且还不利于生产效率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的提高。因此，充分的利用日本特有的系列关系和承包生产，把广大中小企业纳入大批量生产方式的轨道，实现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就成为大企业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途径。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因他们在承包生产中只生产几种或只专门生产一种零部件，因此，尽管他们在与大企业的社会化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由于是专业化生产，所以也可以从大批量生产中获得相应的规模经济效益。由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承包生产中相得益彰，大批量生产方式在日本就得到了比欧美各国更广泛的普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全力发展资源和能源出口，世界铁矿石、煤炭和石油等原燃料的供给十分充足，价格也非常低廉。以石油为例，1958年每千公升卖方的离岸价格为4 406日元，日本到岸价格为7 114日元，而1967年则分别下降为3 200日元和4 392日元，分别下降了27.4%和38.3%。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石油就“廉价得像白开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日本。对于资源能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经过多年开采，日本本来就不丰富的煤炭资源在1950年代就已告枯竭，水电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廉价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石油滚滚而来，日本就因势利导，以石油取代煤炭，迅速实现了能源结构的转换。在日本的能源供应中，1954年煤炭比重高达50.9%，石油只占18.6%；1971年煤炭比重下降为17.5%，而石油比重则提高到了73.5%。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欧各国煤炭资源丰富，能源结构转换却大大地落后于日本。从而，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重化学工业不仅实现了最低的能源成本，而且还迅速实现了能源革命，获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严重依赖进口石油虽然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但由于节能省能技术和结构调整措施的成功，在克服了价格冲击以后，日本又继续利用了国际市场资源和能源供给丰富的有利条件。
早在战前，日本就在沿海地区发展了重化学工业生产，由南向北形成了北九州、阪神、名古屋和东京四大工业区。战后，为充分的利用岛国的港口优势和海上运输优势，日本又以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众多港口为依托，在四大工业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了太平洋带状工业区。在这一过程中，除造船厂外，大型的钢铁厂、炼油厂、石油化工厂、发电厂等，也都建在了海边。与欧美各国长期以来一直按原材料和煤炭、石油产地建厂的原则、把大多数工厂建立在内陆地区相比，这既是日本缺乏资源能源的客观条件逼出来的，也是日本的一种发明或一种创造。沿海建厂既充分的发挥了港口和海上运输的优势，又充分的发挥了河流汇集、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对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原因外，日本式经营、日本式经济体制以及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干预，都无疑是日本世界工厂快速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假如没有日本式经营、日本式经济体制以及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干预的支持和保证，上述因素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或前提，其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就会大打折扣。关于这样一些方面，因篇幅所限，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述。
[日]高桥龟吉：《日本经济跃进的最终的原因》，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发行。
[日]小滨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刊《经济一同研究》，1999年8月-2000年8月连载。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日本经济入门》，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发行。
[日]柚木清明：《第二次技术立国》，NTT出版株式会社，2000年发行。
[日]通商产业省编：《1995年通商白皮书》，大藏省印刷局1995年发行。
[日]总务省统计局编：《1990年世界统计》、《1999年世界统计》，大藏省印刷局，1990年、1999年发行。
[日]矢野恒太纪念会编：《1995年世界国势图绘》，国势社，1995年发行。
[日]东洋经济新报社编《1985年经济统计年鉴》、《1991年经济统计年鉴》，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年、1991年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