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两孩”“三孩”政策的放开，人们对优质家政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但长期以来，家政服务行业存在就业门槛低、部分阿姨资质缺把关、诚信体系不完善等短板，不仅雇主找保姆头疼，保姆自己也不满意。
家政服务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小事，却关系着大民生。上个月，《浙江省家政服务条例》正式通过，将于明年7月1日起施行。这个新《条例》有什么特色亮点？能解决家政服务领域哪些突出问题？
据有关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35.6%的家庭有老年人照料需求，18.2%的家庭有未成年人照料需求，30.4%的家庭有双重照料需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超3000万人，且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
家政服务，其实不只是找保姆那么简单。医院的护工、打扫卫生和修理电器的小时工，算不算家政服务人员？中介机构算不算家政服务机构？
浙江的这份《条例》对此规定，进入共同生活的亲属住所或其他约定场所，为雇主提供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求的有偿服务活动，就属于家政服务人员。需求主要是4大类：保洁烹饪、家用设施物品维修保养、家庭人员生活照护、孕产妇婴幼儿护理等。
而只要依法设立，从事家政服务经营活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包括家政服务中介机构，都属于家政服务机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立法，无非是将群众意见较大、有争议的事情，定下统一的规定，让人们在真实的操作中有章可循。
家政服务看似只是带娃、打扫、烧饭等小事，但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陌生人进陌生门，首当其冲的第一道关，就是服务人员的身体健不健康、身份安不安全。
一些地方的“保姆一条街”，几百米长的巷子，挤满了大大小小10多家中介。很多中介公司负责将服务人员推荐给雇主，双向收费，但不能提供并有效核实服务人员相关信息，因此常有人说“找到一个好阿姨，就像撞大运”。
一是提供居家式家政服务或在一定时期内定时提供家政服务的，家政服务机构要建立完整需求评估、服务的品质跟踪等制度，服务人员有不合适的，及时更换。
二是提供居家式家政服务的，家政服务机构要对拟指派或居间介绍的服务人员核实是否有盗窃、赌博、吸毒、侮辱、诽谤、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记录，根据发生时间、情节轻重如实告知用户。
三是鼓励用户与其直接聘请的服务人员对家政服务合同、委托合同事先作出约定，如服务地点、内容、方式、期限和费用等。
雇主用得放心，保姆也要干得舒心。《条例》要求雇主不得强迫服务人员提供约定以外或可能对其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服务，也不能谩骂、侮辱、诽谤、诬陷、虐待、殴打服务人员等。
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此后，上海、广东等地的家政服务条例相继实施。
而浙江，虽然省政府办公厅早在2019年12月就出台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建议”，但立法的探索先从基层起步，步子迈得不大却稳。
在全省《条例》出台之前，温州在2021年2月通过了《温州市家政服务条例》，成为设区的市在全国率先就家政服务领域制定的一部地方性法规。
有930万余人口的温州，当时家政服务人员仅仅7万多名。人社部门曾对当地家政服务人员总需求量做过调研统计，约为30万名，缺口巨大。供不应求又加上缺乏有效规定，市场必然良莠不齐。
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家政服务市场供需双方获取信息不对称。光对家政服务机构有“公开”要求还不够，上海、广东等地的条例，要求家政服务人员“持证上岗”。
温州条例则提出，由人力社保等部门建立全市统一的家政服务管理平台，使服务人员信息可查可溯源。这得益于浙江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
这也是浙江《条例》的一大鲜明特色：省商务主管部门将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全省统一的“浙里家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在平台上，不仅要及时汇集发布家政服务业有关规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服务标准、合同示范文本等信息，还要依法归集、存储、更新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信息、信用信息等，并依法提供内容查询、文本下载等服务。
“两个码”是亮点，一个是“机构码”，另一个是“人员码”。顾名思义，分别赋予按规定录入信息、核查身份后的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并对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技能等级状况、从业经历等信息经比对后实行动态更新。雇主扫一扫，就能得知相关信息。
作为家庭生活的日常所需，家政服务领域同样是矛盾纠纷的集中地。不少人关心，雇主和保姆之间、雇主和中介机构之间发生纠纷怎么处理？
《条例》写明：可向县级以上政府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投诉，商务、市场监管、人社、公安等部门也应健全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并鼓励支持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进行调解。
一些诸如重复收费、编造服务项目收费或提供虚假情况等，家政服务机构将负法律责任，最高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以前带孩子，吃饱穿暖就行了，现在不学点业务都没法干。”这句阿姨们互相调侃的话，反映了一个现实：群众对家政服务的质量发展要求越来越高。
注册成本低、流程简单、对技能要求不高等，是过去家政服务业的“通病”。摆张桌子、放部电话的“低小散”家政公司，以及缺乏护理学、医学和营养学等专业相关知识技能的家政服务人员，显然已跟不上时代发展和群众需求。
如何提升家政服务人员能力水平，很多地方在探索。如上海的条例，鼓励员工念成人大学，拿到文凭后有可能落户，意在激发家政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获得感。
“常山阿姨”进入市场后，便开启追踪体系，有关部门定期调查她们的工作状况，如雇主评价、更换雇主原因等，不合格的被列入“黑名单”，坚持3年连续就业的有一定资金奖励。杭州三替家政服务、宁波家政创业园、台州家庭服务中心等也在逐渐完备服务反馈机制。
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也在浙江《条例》中体现。保姆用得好不好，雇主不但可以打分，还能进行个性化评论，方便下一任雇主查看。
针对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市场急需的家政服务，省人社部门纳入职业培训目录和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并会同商务、财政部门建立职业培训、等级认定和等级提升补贴机制。
技多不压身，产教融合型的家政服务机构将成趋势。由人社、商务部门组织并且开展服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教育、人社部门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开设家政服务有关专业，培养引进专业师资，技能培训与学历培养“两手抓”。
温州的一些家政服务企业，已配备技能测评区、实训训练馆、创业工坊区等，带动了更多高素质服务人员就业创业，很多团队主力是80后90后。但不容忽视的是，家政服务规范化的覆盖面仍有限。温州登记的家政服务机构约4000家，入驻市场的只有20多家。
“产业促进”，也是浙江《条例》的一项特色内容。从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全省各地将增加优惠扶持措施，促进家政服务业做大做强，同时培育区域特色品牌。
严“进”优“出”，像网购一样形成一整套流程，彼此不能不诚信，中介不能当“甩手掌柜”，有了法律的约束，相信今后找阿姨，不用再“碰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