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末月初，我们纵览近一个月内全球文学期刊聚焦的话题，遴选其中有趣、新颖、观点介绍给大家。

  4月，文学界持续关注热议着AI对作品版权的利弊问题，同时类似诗歌创作生成器之类的平台被慢慢的变多的作者使用。80岁的诗人爱丽丝·诺特利接受《巴黎评论》访谈中提到了作品的伟大与否来自于何处。

  出生于1945年的美国诗人爱丽丝·诺特利（Alice Notley）被认为是纽约诗派第二代成员、母亲和家庭生活等话题的先锋人物，其早期作品为几代诗人奠定了形式和理论基础。她还尝试在诗歌中引入已故亲人的灵魂，将她与父亲和丈夫、诗人特德·贝里根的对话作为诗歌的主题和形式。在讨论伟大的诗歌从何而来时，《巴黎评论》的作者提出，精神分析中有一个观点，即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需要升华，但爱丽丝·诺特利认为这个观点是荒谬的：“我从来不升华。我认为真正的答案与痛苦有关，以及你在痛苦之后怎么样看待事物。你可能会因痛苦被凝固，但如果你没有凝固住，其他世界就会向你敞开。例如，我就会（在痛苦后）开始听到死者的声音。”

  今天许多作家或图书出版商对AI的主要担忧就是版权。他们最担心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接受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训练。许多人都听说人工智能服务可以逐字复制作品，也担心人工智能服务将被用来生成竞争性作品，从而涌入市场并将其挤出市场。另外，版权法很复杂，诉讼和随后的上诉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因此在人工智能方面，人们不能指望法院提供实际指导。然而，去年11月，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一组作者的诉讼，指出Meta的Llama A生成的文本既没有复制、也不接近他们书中的文本。或许，对于作者和出版商来说，重要的是要超越他们的恐惧，并亲自探索这项技术。作为出版商、非虚构作家，Thad McIlroy就很乐意与使用人工智能的作者合作，并相信随时间的推移，像Kudan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使用将变得更普遍，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担忧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1月30日的采访中，新上任的企鹅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Nihar Malaviya告诉《》记者，在收购西蒙与舒斯特的交易失败后，他设想了一项增加市场占有率的新战略：“大部分增长必须通过销售更多的书籍来实现。”这是一种非常美国和资本主义的理念，即越多越好；不断生产新产品来帮助公司实现逐年增长，同时淘汰销售额不佳的产品。然而，书籍不是普通商品，简单地增加产量而不提供足够的支持对创作者、消费者来说都没有好处。现在的编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忙碌，无法给予每个作者应有的关注。被主要出版商收购的书籍在出版过程的后期被忽视十分常见，而作者也慢慢变得想清楚自己是否应该自费聘请出版商以外的帮助。

  “悲伤女孩小说”常常被用来定义近年来流行的一种严肃文学流派。“悲伤女孩小说”一词有时与“酷女孩小说”互换使用，其中，“酷女孩小说”谴责中产女性的穿着得体和举办派对等行为，而在“悲伤女孩小说”里，主角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痛苦和不满，对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与他人的关系感到矛盾。通常她们受过高等教育、经常分析自己的情况，有时感到悲伤，但通常感到无聊。当女性写出复杂的人物，充满欲望、愤怒或自我毁灭的冲动时，为什么她们的书会被定义为“悲伤”和轻浮？我们模糊地认为是“悲伤”的很多情绪其实是愤怒，比如在奥特莎·莫什费格的《我的休息和放松之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中，主人公超然的语气中就充满了愤怒。在“女孩”一词被认为代表着更可爱、更小、更愚蠢的当下，“悲伤女孩小说”想要真正表达的是女性的愤怒和其他被压抑的情绪。

  在正在进行的美国国家诗歌月挑战活动中，诗歌爱好者被邀请在30天内写出30首诗。虽然这听上去很难，但在诗人、教师艾米丽·斯卡娅（Emily Skaja）看来，人类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诗的灵感。她创建了诗歌提示生成器（Poetry Prompt Generator）来为诗人提供在线资源，可以随机化生成一首诗的潜在特征。使用生成器是开始一首诗的好方法，但结束一首诗的难度也很大。诗人常常会以强烈的方式来写诗的开头，可这种强烈感会在结尾处逐渐消失，就好像笨拙地退到舞台下一样。斯卡娅提供了五十种诗歌结尾的可能性，比如最经典的以意象结尾，或以顿悟结束，比如“现在你突然看到了，闪电击中了自我之塔”。此外，诗人也可以像罗伯特·海登写下“对于爱的严苛及其孤独的职责，我了解什么？我了解什么？”一样以一个问题结束。

  原标题：《人工智能侵权讨论加剧，跑量出版背后的作者困扰｜4月世界文学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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